小年已過,大年臨近。但無論在都市還是鄉村,人們聽到最多的話卻是:年味兒越來越淡了。
  過去的人咋過年?如今的人年咋過?本報記者走訪陝北、關中、陝南的數個地方,完成了這份陝西年俗鄉土調查,幫很多遺忘了春節禮儀的都市人,甚至新一代的農村人,感受春節的靈魂,回味年的味道。
  “有錢沒錢,回家過年”,這已經成了一種信條。奔波了一年,各種孤獨、苦悶、勞累、憋屈都需要找一個時間,找一個由頭,來傾訴、排遣、消除。於是臨近年關,最忙碌的地方就是中國的路。城裡的路、鄉村的路,高速公路、羊腸小道……匆匆地走在上面的都是歸心似箭的人們。
  過年,是種情愫的載體
  春節為什麼要回家,不回家不行嗎?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多。是啊,就這幾天假,為什麼都要擠著搶著,哭著喊著要回家?其實問中國人這個問題,就像問人為什麼要吃飯一樣,根本不需要答案。因為春節對中國人來說,已經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愫,成為一種沉澱在基因里的信仰。露從今夜白,月是故鄉明;獨在異鄉為異客,每逢佳節倍思親;慈母手中線,游子身上衣……在我們的古典文學中,落葉如果沒有歸根,那就成了一種濃烈的鄉愁,就要血淚吟詠“葬我於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鄉。故鄉不可見兮,永不能忘……”這種文化基因是幾千年的歷史賦予中國人的。
  過年這個概念最初是怎麼來的,估計已無法考證,只能從傳說中尋找蛛絲馬跡。傳說虞舜時期已有過年風俗了。舜繼天子位,帶領部下人員,冬至之日祭拜天地,從此,人們就把這一天當做歲首。這可能就是農曆新年的由來。
  中國曆朝歷代春節的日期也有所不同:夏朝用孟春的元月為正月,商朝用臘月(十二月)為正月,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規定十月為正月,漢朝初期沿用秦歷。公元前104年,天文學家落下閎、鄧平等人制訂了《太初歷》,將原來以十月為歲首改為以孟春正月為歲首,後人在此基礎上逐漸完善為我們當今使用的陰曆(即農曆),落下閎也被稱為“春節老人”。此後中國一直沿用夏曆(陰曆,又稱農曆)紀年,直到清朝末年。
  辛亥革命後,孫中山為“行夏正,所以順農時;從西曆,所以便統計”,定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,改公曆1月1日為歲首“新年”,稱“元旦”。歲月如梭,百年一瞬,政令儼然已成新民俗。而今兩相參照,元旦作為基礎的公曆,更多側重國家運轉與各類恢宏;春節以及其承載的傳統情愫,則退歸到民間與社會更私人的層面。
  幾千年裡,過年的習俗也在發生著變遷,但永遠不變的,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百般期許,對故人的思念。作為一個遠在他鄉的游子,回家過年,除了看望難得見面的親朋好友外,還有個讓人牽腸掛肚的原因,就是給已經亡故的親人燒紙,清理一下先人墳塋的荒草,走一走故鄉的小路,看看老房子門前的小樹又長高了幾許……每當此刻,才覺得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,是一個腳踩在大地上的人,是一個心有所歸的人。
  冥冥之中,這仿佛是一種召喚。或者說,故鄉仿佛有個磁場,不管我們離開有多久,離家有多遠,我們仍然在與她產生感應。
  禮儀,是種存在感
  記得小時候,過年除了在門上貼大紅的春聯外,還要在竈上、牛槽上都貼上吉利的話。還有一些習慣,比如對聯一貼上門,討債的就不能繼續上門;比如叫花子上門討飯不能拒絕,正如諺語所說的“叫花子也有三天年”;比如大年三十晚上要“守夜”;進入臘月不能說不吉利的話;不能打罵孩子,還要給孩子壓歲錢……
  春節,在不知不覺中被人格化了,我們的文化習俗里,有了一種對“年”的敬畏,形成了許多的儀式與禁忌。
  從這些春節“講究”的片斷中,我們可以感受到春節的靈魂,在除舊迎新、團賀喜慶的含義之外,還有對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,以及對先祖的追憶和緬懷。只有在與天地和諧共處的氣氛中,人們從世間感受到的歡樂才更真切。溫習這些關於春節的禮儀,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產生一種存在感。
  在年文化中,不光有日常瑣碎的細節禁忌,還有對天與地、風與雨、山川河流的敬仰……在舊時,一些政治家就利用人們對天地的敬畏,將天意與民意聯結起來,“天視自我民視,天聽自我民聽,天意自我民意”,並通過自然災異現象來警示帝王,權力的神聖性與責任感,就通過對天地的信仰維繫在一起。過年時的種種禮俗與禁忌,實際上就是對這種文化的重申與加強。
  封建時代,祭祀天地是由皇家所壟斷,民間社會只能祭祀與生活有關的“小神”,讓小神去天上通大神,譬如小年祭竈神,是讓竈王爺吃香的喝辣的,年夜升天見天上玉皇大帝時,就會替自己家美言降福。不僅要祭神,還要驅魔,燃放鞭炮源於古代的燃燒竹筒,用以驅逐惡魔厲鬼。不少曾經的過年儀式,如今逐漸淡化了原義,在生活中被藝術化,成了傳統文化的符號,留存在民族的記憶里。
  在民間,過年的禁忌是“十里不同俗”,如果細究的話,都包含著一些朴素的觀念在裡面。比如有些地方正月禁止砍伐樹木,不可搗毀鳥巢、掏取鳥蛋,不可殺害幼蟲,以及未出生的或剛出生的動物,還有過年這一月不可動土、不可修建城郭。這些體現的都是傳統中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意識。我們的祖先明白“天人合一”,對自然的保護其實是對人類自身的保護,也就是現在時髦說法中的“可持續發展”的保障。
 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,這種如信仰一般的過年禮儀,正慢慢卸載了其神聖價值,一些祭祀活動已經由一些民間表演活動所替代。我們也不再敬畏天地,民間的宗祠已越來越少,只有一些對先人的紀念活動,卻不再是禮教行為,而僅僅是一份基於傳統形式的紀念行為。
  如果沒有“年”,鄉愁何所依
  過年成了一種頑強的存在。當我們被一個沒有明確解釋的緣由驅動著去踏上歸鄉之路時,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說春節就是中國人最大的信仰或許有失偏頗,但春節作為一個文化符號,所體現出的強大力量,確實和其他信仰的驅動力相比一點也不遜色。
  看重過年,也就是看重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,也是對傳統的傳承與延續。曾經有一位國外漢學家說“中國人只要還在意過春節和家庭團聚,中國文化就仍然根基牢固”。
  春節所承載的習俗,當然也不全是精華,可能還有不少屬於糟粕。於是,近現代以來,為了改變曾經的積貧積弱,甚至從國家的層面推動廢除近年這種風俗的努力,結果卻無功而返。1928年5月7日,中華民國內政部呈國民政府,要求“實行廢除舊曆,普用國曆”。1930年,政府重申:“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於國曆新年。”甚至鄉間售賣歷本的小販,亦一併捉去拘役,一時間人心惶惶。不過這種做法,一二年後即消失,人們照舊過自己的春節,當局也無可奈何。1934年,國民政府停止了強制廢除陰曆,要求“對於舊曆年關,除公務機關,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”。
  於是這個流傳數千年的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就這樣頑強地延續下來。有人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讀春節,認為人們之所以把過年看得如此重要,主要的原因是,回家過年,可以滋養對生命的歸屬感和認同感。在快節奏多變化的社會,人們更需要這樣的感覺,來給自己一個確切的定位,併在這種感受中康復受傷的心靈。這看起來是頗有幾分道理的,但又好像不全是。
  我們必須承認,包餃子、貼春聯、祭祖、吃年夜飯、拜年、發紅包等一系列習俗,是鑲嵌在中華民族潛意識中的文化元素,無論走到哪裡,身居何處,這些奇妙而有魔力的元素都將我們連接在一起,永遠都不可替代。
  我們也必須承認,很多習俗的改變是對社會發展的適應,但不能在形式變化的同時,把習俗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需要也同時置換掉了。
  傳統中國人追求在天地間安身立命,如何通過春節找尋國家與民間社會的精神寄托與信仰,是在我們提出文化復興的今天可以思考的話題。如果缺乏了人們因年節而派生出來,對天地的信仰與敬畏,對過年這種人格化的崇敬,那麼我們的靈魂里還有什麼呢?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標誌是不是因此而弱化?我們的鄉愁又何所歸依?
  春節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傳承方式和載體,蘊含著人們的智慧結晶和情感寄托,傳承著國人的社會倫理觀念。這種習俗,歷經數千年的傳承演變,早已在無意識中就鐫刻在我們心靈的深處,成為深層次的心理需要。
  有了對春節的這種詩意的信仰,傳統文化才能被傳承,我們才能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,才能懂得感恩、感激和孝順,這樣的“節日夢”也許是“中國夢”的一個重要的成分吧。
  (原標題:回家過年 一種詩意的信仰(圖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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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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